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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城》创作谈:这是我的第几条命?
  
余泽民
   
      小时候,我养过一只有着老虎斑纹的大灰猫。其实并不是我主动养的,是它在一个大年初一的清晨从外婆床底下钻出来的。想来它是头天晚上闻着年饭的香味溜进来的。70年代初,北京人一年也只能解一次馋,更别说本来就馋的猫了。父亲是一家之主,他还不客气地捏着猫脖梗后的松肉扔到屋外,我哇哇哭着为猫求情,当时的院子正大雪纷飞。没料想第二天早上,一只跟头一天一模一样的老猫又从外婆床底下钻出来,我眼疾手快,在父亲看到之前把猫塞进了大衣柜。我不可思议地说:“我以为它被冻死了呢!”外婆懒得跟我解释,顺口搪塞:“猫有九条命。”于是,在全国人民不读书的时代,我自认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秘密,毫不怀疑地认为被父亲扔出去冻死的是第一条命。
  人有几条命?长大后,这个问题也不止一次地让我想得脑仁发疼,尤其是在出国之后。我在经历了坎坎坷坷的磨难和形形色色的蜕变之后越发地相信:每个人都不止有一条命。我这里指的并非前世为猫、后世为鼠的异种转世,而是指像猫一样的、同属一个生灵的好几种生命。好莱坞硬汉马龙·白兰度在谈到自己的双性恋倾向时幽默地说:“我一个人过了两辈子。”尽管这是对“多条命理论”的机智俗解,但是你若肯顺着这句话的思路想下去,就很可能会意识到自己身上潜藏着其他生命形式的可能性,很可能对自己出于惯性维持着的、可能并不快乐的生活状态产生怀疑,并激发起哪怕一时的、转瞬即逝的、并不认真的或者有勇气面对、没勇气解决的内心反叛。客观上,这种反叛正是对自己另几条命的发现冲动,哪怕只停留于猜想、虚构和纸上谈兵的层面,哪怕最终的结果还是让惯性取胜,但还是可能会在被动的生活中添加些许主动成分。像小说《空城》里老雕一样,像许许多多跟老雕一样不由自主地沦为家庭、妻子和孩子的从属物,甚至在看上去无比正常的婚姻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缓慢出局的丈夫们一样。故事的结局(婚姻是否能够继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人对自己正过着的这条命的怀疑和对自己还有几条命的揣测,这一刻,他(他们)突然意识到惯性生活对自己的胁迫,意识到还生活还存在着别的可能。
      惯性生存,是发掘个体生存价值与体验的最大天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生存在充满惰性和集体安全感的惯性生存状态里,这种生活状态是以放弃生命可能,甚至生命本质所换取的安全感,是以埋葬幻想为代价的。有朋友问我,当初为什么弃医从艺?之后又弃艺从文?我放着好好的医生、艺术家或商人的黄金职业不做,为什么非要为了每天的牛奶面包做那么多杂七杂八的琐碎事?为什么最后选中了最难维持生计的文学翻译与写作?我回答说,如果一个人明知自己所做事情的最终结局,仍然出于对安全感的留恋或对未知的恐惧而目不斜视地走向那个既定的结局,那种安全的生活不仅乏味,而且是生命的浪费。
  我写这篇《空城》,无意对婚姻的道德、传统、惰性、结构,以及婚姻形式本身的合理或不合理性进行颠覆性的挑战,也无意以偏概全地探讨现代婚姻结构中的男权与女权问题,更不想自作聪明地为惶惑中的老雕出谋献策,只是想让读者在读到最后一句的时候能将那个“它”字换成“我”,问问自己:这是我的第几条命?

2010年4月7日 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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